作者施行


       1999年10月，我和老伴佩庆回到福州，50年前的往事又历历在目，从这里我走向革命之路。 

      1947年5月，我离别了居住13年的第二故乡马来亚，回到当时烽火连天的国统区福州。首先考虑的是继续升学问题。念初中，个子太大，当时规定初中生一律要穿童子军制服，而我长得又高又大，再穿童子军服，真有些不伦不类。惟有进福州市仓前山的双江台补习学校补完初中的基本课程。补习学校校舍是在一所破庙里，宿舍就更差，记得有一夜校舍失火，我们纷纷扛着自己的行李，四下逃命去了。
 
      当时福州有好几所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英华中学，我去考过，未能被录取。不久我进入了三一中学。后来才知道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曾是该校初中毕业的。与我一起考进的还有一道回国的小学同学柏生，他是我们战友高觉生的弟弟，正式名字是高崇玄。我与他都是在吉兰丹哥打巴鲁中华小学毕业的。又—起乘上“安徽轮”回国，—起进补习学校，又一起进了三一中学。现在他也已从国家体育总局退休。
 
      三一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宗教气氛较浓，每星期天要做礼拜，搞团契活动。我被选担任了青年会的服务部长，但也参加入过我党外围组织的团契活动。脑海中老早就涌进了许多进步的思潮。 

      教会学校的英语程度较高，我现在的英语底子，主要是在南洋和福州打下的。 

      解放前夕的福州到处乱作一团，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往往一接到南洋汇款，头件大事就是到福州城里中亭街抢购大米；否则，这些国民党法币就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贬成废纸。 

      我三叔公的家离我上学的三一中学不远，在当时仓前山的林森路二号，是一幢很气派的花园洋房。房东小姐依琼，是我竹姑的中学同学，当时，她已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可是总穿条三角裤站在大铁门口不知在张望什么，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小姐，居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而在我们住的这边，却住着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每天坐着黄包车叮叮噹噹出出进进。 

      福州解放前夕，真是风雨欲来风满楼。满街都是谣言，什么“土共”已到了福州外围，8月17日福州终于解放了。在三一中学大门口，我看到了解放军雄赳赳地列队走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在各个角落回荡。我们个个激动万分。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对共产党就有了好感。在马来亚我很羡慕那些参加马共的进步青年。回国后，我很佩服我的竹姑，还有经常到竹姑家中找兰姑的甘地和阿邬，他们神秘兮兮名为搞青年会工作，其实都是地下党的成员。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竹姑
 
     竹姑动员我和她妹妹梓姑参加革命,参军后她改名为施青。正好当时，10兵团31军号召青年参军。我心想，经济上我海外又断了来源，书我也实在读不下去，出路只有一条参军。 



             施青

      1949年9月10日下午，我们在福州后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匆匆吃过晚饭,部队就开拔了。 


 
     我的名字原来叫施祖铿，一参军就改为“施行”。因为，在校时我曾用这名字作过笔名写稿。现在，一看这名字倒也不错：受当施,言必行。
 
     31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从福州招收了大批小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是高中生，也有一些大学生。从福州刚一出发，便闹出不少笑话。 

      有的人走不动了，干脆叫辆车拖着走；有的女生剃了男生一样的头，在女厕所中被老乡轰了出来。 

      因为当时制空权还不在我们手中，我们基本是晓宿夜行。到下半夜才能入睡，每天晚上要行军60里路左右，个个脚上打泡，苦不堪言。一路上有些人开了小差。我喜欢去打前站。—是我除莆田外。其他地区语言都通，可以做翻译；二是打前站可以白天行动。 

       我们每到一处，就向当地老乡展开宣传。老乡见我们穿的又是从俘虏那里缴获过来的军装，真是弄不明白我们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问我们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当兵。特别是知道了我是从海外回来的就更觉得不可思义。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我们终于来到了厦门的外围—-角尾镇。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后，青干大队移师石码，并进行整编，我原在第4中队，后编到第2中队。当时，青干大队学员的思想状况非常混乱。部队的生活，对于一贯散漫成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难适应的。例如，一会叫你到几十外去扛柴火，一会又要磨面包饺子，总之，不让你有空闲时间，后来，我们渐渐地懂得了，小知识分子，不能让他们空下来，一空下来，非闹事不可。许多人无法适应这种环境，因此，有的就离队，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时候，接到在南洋的养母来信，要我离队去念大学。并寄来了一块瑞士洋表，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可我就是不为所动。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有点玄乎，革命意志竟如此坚定! 

      从1949年入伍到1955年离开部队,我一共当了6年兵。195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我的觉悟不断地得到提高。我第一次向党提出了入党要求，思想十分单纯的我，以为，我自己的表现是不错的。 



      一参军很快就被抽调到军部工作，为了再战金门，我出生入死活跃在闽南沿海各地。在机关我整理敌情供上级参考，到基层我爬山涉水，跑遍了沿海各个观察哨，扛着自行车进入深山密林，接二连三得到表扬和立功。当时，我对部队是充满憧憬的，但也不可否认，那时部队存在着一条严重的极左路线，它不以你实际表现如何为依据，而是根据档案，查你的历史。我是从海外归来的，自然有“海外关系”，这条就把我套住了，不问青红皂白，把你清除出去。到了1991年我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离休,回想往事,一切如同在梦中一样。
                     
                  1999年10月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