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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 多云
我记忆中的队长孙世勋
1942年12月，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在湖北恩施考上了防校代办军校十九期炮科。其实，早在三年前读初三时，有同学进了军校16期，我就想去但没去。这回，我去定了。当时，恩施地区仅录取了我一人。1943年元旦那天，高炮营长周凯带了我和一位文书、一位事务长，共4人，离开恩施，水陆兼程赶赴贵阳。途经巴东、重庆等地。后来我们搭乘防空指挥部的十轮卡车，直奔贵阳。到校就开始参加粉刷营房等清扫工作。我们到达南厂后，周营长就把我交给了独立第二队孙世勋队长。他自己则调任第一队队长。周、孙两位队长都是军校八期毕业。两队驻地邻近，他们常在一起散步，亲如兄弟。周队长的身材高于孙队长，但孙队长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很有军官风度。队上同学们都愿和他亲近。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他的举止言谈高雅得体，甚至穿著也很整洁大方。
在3年的学习时期里，同学们都很尊敬队长。在几个阶段的训练过程中，他一直与学生亲密接触。到都匀炮兵学校学习野战炮，他和大家一道长途步行。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学识丰富、懂日语、普通话讲得好、讲课很生动……，此外，他与文艺界也有些接触。记得有一次吴晓邦到贵阳来演出舞蹈节目，还是孙队长给我们的票。他和吴晓邦颇有交情。孙队长对队里的文体活动也很支持。有次蓝球队出去比赛，他还授意作了各方面的准备，支持队员们打好球。特别是他对队里的每位同学都很关心。当许多同学突患霍乱时，如非及时组织隔离医护，恐怕有的同学很难倖免于难。
1945年11月，我们毕业了。队长细致地做好了学生分配工作，让每位同学都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随着独二队的毕业，队长也调动了工作。我原分配重庆炮兵45团，后被征调到铜梁空军入伍生总队担任少尉教练班长。1946年秋，为了想到南京考大学，我离开空总到了南京，上学未成，工作已丢。孙队长当时在联勤总部担任上校汽油科长。我和庄汉江同学常到队长办公室或他家里去看望他。当时，我没有工作，队长很关心，也急著要帮我找工作。1947年春，经林光汉同学的叔叔帮助，我被派到新成立的联勤干训班去工作。这样，我在该班总务处担任了两年科员，直到1948年该班结束。这时，联勤总部撤往台湾，队长知道我不走，曾在分别时和我互道珍重。谁知何时才能再见。说来也巧，1949年初，我和祖父及两位中央大学的同学到了杭州。未久又经人介绍开始了采访新闻的工作。有次外出采访，不意竟看到孙队长偕夫人在前面走。我想上去打招呼，可稍一迟疑，他们已不知去向。可能他已安排好家庭，准备离开大陆吧。
1949年，我在杭州担任了一年记者，年底，考入华东革大俄专（即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0年底67岁时退休。这几年里，与台湾没有任何联系，到89年杨漫春同学来上海才第一次与同学重逢。至于与孙队长的相见，则又有一段奇妙的插曲，颇有传奇色彩。过去我并不知道孙队长已回大陆。在“文革”期间，我偶然看到一张由某学生群众组织印发的传单上，有著“孙世勋”这个名字。其中提到“从台湾回来”等等。我预感这一定是我们的队长。再看看发出传单的群众组织，是属于北京第六中学。我当时记住了这一点，并想在适当的时候去该校了解一下。
“文革”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1989年我到北京出差，抽空到第六中学去了一趟。门房一位老同志热情地告诉我， 孙 老师已经退休，并给了我队长的住址。于是我立即兴奋地前去看望他。可第一次我扑了空，队长不在家。第二次去总算找到了。师生重逢，的确令人高兴。那时他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后来90年代再去看他时，已迁入高层建筑，住房条件大为改善。我去北京次数不多，但每去必前往看望。队长身体比前发福。行动不太方便，但精神很好，思维敏锐，语言流畅、清楚。他常出示台湾同学的来信和照片，对同学们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虽体弱多病，也常参加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常给在台同学写信，介绍大陆对台政策。进入新世纪前后，国外来访黄埔同学很多。美国一个参访团团长詹道良是八期的，我问他是否知道孙世勋。他说他和孙世勋在军校时睡上下铺，友谊极深。他一直在寻找孙。我总算把他们两老联系上了，詹老还急着给孙老寄去一千美元。到第二次詹老来访时，孙队长已先获信息，寄来照片要我转交詹老。
在台湾的学生，只要来到大陆，都会到北京去看望他。每年到12月，他就最先给同学们寄出贺卡。寄来的是师生情谊和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殷切期望。我们这批学生也都已耄耋之年。我们都希望看到那一天，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队长孙世勋已于2002年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收不到队长的贺卡和祝福了，但我们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族振兴克尽棉薄之力，早日用胜利的喜讯告慰队长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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