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去世以后，我感觉，像他这样仁智具备、有老顽童一般的天真的
作家实在是不多的。

　　我与汪曾祺先生不过两三面之交，却感受已深，尤其是1996年底在北京京西
宾馆参加第五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曾给汪先生拍照并合影留念，因为怠惰，冲
印不及时，洗出照片待寄，闻噩耗，心中猛然一惊，天人两隔，已有无处投递之
大憾了。

　　记得那次会议，汪先生住302房，我住15楼，到他房间去看他两次，皆有人采
访和拜访他。房间很暗，床上桌上也很凌乱，即便住宾馆，写字台上也摆着纸墨笔
砚，可想向他索字画的人不少。汪先生是作家，但是对文人字画很熟稔，拈笔抻纸，
每有佳构。诗文书画的关系，恰似岁寒三友松竹梅，渊深而气阔，方有大气象。汪
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写得干净、绵糯而醇厚，跟他的佻达的性情与中国文化的修养
是分不开的。

　　会议之中，汪先生似乎不大活动，谈吐也远不像1989年我们在一次笔会初遇
的劲健。那时，他不但谈兴浓， 舞兴浓，而且烟兴酒兴皆浓。他当时喝白酒，我
说肝不好，怎能喝白酒 ？他粗声应道，不管它！北京冬寒，况且时光流水，现在
先生年事渐高， 身体或许也不好吧，我这样想。笔会之后，汪曾祺返京，即寄赠
了两本他的签名著作给我，一本是《汪曾祺自选集》，还有一本是《蒲桥集》。

　　那天在京西宾馆的大厅里闲聊，我约韩少功、肖建国一道照相，照毕时，少功
说，去找一些年纪大的先生照照，这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的作代会了。想想也是，
从四次作代会到这次，相隔了整整12年，人生易老天难老，有多少上次开会的作家
“昔人已乘黄鹤去”了！这想法有些无情，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自然法
则谁能抗拒？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去与汪老照相。我说自上次笔会，一晃就近 8年了。
他过了片刻才说了两个字：真快。

　　1997年春节过后，我在北京写稿，其间，福建电视台有小骆带数人来京找一些
作家拍专题， 我给小骆推荐了汪曾祺。记得前几年，我代一家晚报约稿，他以正给
北大研究生上课为由推辞了。 先生也是淡泊名利者，此刻做专题，费时间不说，还
受人摆布，先生未必答应呢。但经我说项，是远道来客，居然也就爽快答应了。

　　事后，小骆拿出汪先生给送的一幅画，是写意的牡丹。居然人手一幅，打灯光
的也不例外。见她们似不介意，汪曾祺的画被随意丢在桌上，我有些心疼，说，如
果你们不要，我就拿走了。我一认真，她们才郑重起来，不肯拱手相让。我顿足道，
我与汪先生相识那么久，都没有开口向他要过一个字；你们倒好，初次见面，先生
就给你们做吃连带书写字画，满载而归。

　　都说汪先生死得突然，事先并没有因病入院、而后病重这样的一般性程序。我
倒觉得，这非常符合他生前的生活方式与性情，率性而为，了无牵挂。他的既透明
又深沉的人生大道大智慧，都在他的文章里，那是真正的不朽。

　　人琴俱杳，鸾音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