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右一为李克强

            李克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常委；郭明瑞,烟台大学
校长；武树臣，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姜明安,北大法律系教授……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
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
记，辽宁省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常委。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
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
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郭明瑞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
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
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
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
息，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
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
丸。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
“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
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
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
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
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
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1978年初的一天，何勤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
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这时他已经是
乡团委书记。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
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
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
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
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
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
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
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
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
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
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
“我的大学”。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
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
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
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
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
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
“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
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
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
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
法研究所副所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国际商会仲裁院委
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记者，他对政
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北
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
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
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
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
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
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
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
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
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
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
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
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
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
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
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
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
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
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
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
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
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
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
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
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
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
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