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多云
缅怀傅雷先生二三事（名家风采掠影之六）
傅雷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正直的作家和严谨的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对事业的认真和执着，感人至深。
我崇敬傅雷，爱读他的译著。往事如烟，有几件事总在脑际旋绕；有的虽已过去数十年了，却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1957年6、7月间，气候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我坐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大厅内，聆听着滔滔不绝的对傅雷的批判。其后，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我当时26岁，在出版社已工作多年，对这场政治风云的演变背景很不清楚；至于为什么要将这位多才多艺的著名翻译家推向“右派”深渊。更难理解。
然而，身临其境的傅雷在极度的痛苦中并未因此气馁。据《傅雷年谱》记载：当时他“除少数至交外，绝少与人过从，深居简出，专心从事译著。-------”记得批判时，有人指出傅雷高傲自大，自诩为中国数一数二的翻译家云云。我却对这几句话颇感兴趣。此后，我陆续找来傅的译著，一本本地认真阅读，越读越感到他确实不凡。
1959年初，我下放奉贤农村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奉贤又地处远郊，生活比较艰苦，而更难耐的是单调的劳动和贫乏、枯燥的精神生活。那时，我阅读傅雷翻译的《贝多芬传》，它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1984年冬，上海博物馆展览“傅雷家书墨迹”，我随参观者一起瞻仰先生的件件手迹和其他遗物时，看见先生用墨汁和心血蘸写的最后的家书。它写于1966年9月2日那血雨腥风之夜，那正是先生和夫人决定悲壮地走完自己人生道路的前夜。这封家书对自己身后事交代得十分细致周到，而对眼前蒙受的冤屈则表示有口难辩，至死不认，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耿直、赤子之心。
就在这年岁尾，我因公赴京。在三联书店总编辑沈昌文家中作客，偶见案头放着一部银灰色封面、装帧简朴的书，原来是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是他在1934年完成的一本关于美术方面的著作，从未全部发表过。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得知此书是香港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卷首附有彩色图片10余幅，由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提供，书内还有名画多幅，印刷均极精美。全书共二十讲，原是傅雷由法返国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的部分讲稿，后经整理、充实，并对世界美术名作进行更深入研究才写成的。
沈昌文为了满足我先读为快的要求，慨然以此书相赠，并委托我顺便为该书编制书后索引，以便在三联（北京）初版时刊用。我当然愉快地答应了。现在这部傅雷生前未曾出版过的著作，已在海内外广大读者手中流传，傅雷先生有知，想来定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