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艰难处境打破了我们在贵州的宁静生活，南北两地悬心的牵挂和僵持,最终让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调回日夜思念的故乡-----大连。

        但是跨省市的工作调动决非是一个容易的事。

        80年代中期是改革开放经济开始激活的年代，禁固多年的人事调动开始松动，知识分子断层后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年分配到边疆、三线和农村的大学生开始了返城逆流，此时他们都已成为各行业的骨干，发达城市也很需要这些中坚力量。但调动工作毕竟是个程序复杂的大工程，要经过所在地和调入地层层审批，严格把关，任何一个环节卡住，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经过了一年多的操劳奔波和焦急难耐的等待，我们终于在1986年底调回故乡大连。

        花溪河的雨季漫长而凄凉，湿雾弥漫，冷雨中冬青树绽放着小米粒般黄白小花，散发着一种令异乡人愁肠百结的苦涩香味。我是在冬季绵绵的细雨中离开贵州的，真正阔别生活了18个年头的贵州时，我知道这段让我为之献出了全部青春的三线生活会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不舍忘却。

        母亲守望的双眼早已等待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关山路遥，挡不住流浪人归心似箭回家的心。

       回到故乡大连后就立即到单位报到，因为调动協议中，我们曾许诺暂时不向单位要房，所以在近郊租了两间农房住，简单安顿好家居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小叔对簿公堂，我不能容忍母亲被人赶出家门的屈辱。

        我没再像以往那样去看叔叔，也没因无住处去讨要房子，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避免地陷进了最世俗也是最痛心的家族房产纠纷之中。

       工作之余，我奔走于城乡之间，查档案、咨询农村房屋政策、到法院申请立案，写诉状……这些违心行为不是为了不值几文的老宅，而是为了家族对我们孤儿寡母的这种蔑视。

        我有足够的理由打赢这场官司，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策上，理都在我一边。我并不想撵走叔叔一家，独霸老宅，但我必须要叔叔明白，将拥有房权且劳苦功高的母亲撵出家门是一种忘恩负义的卑劣行为。

        但这场有理有据的官司从立案起就没完没了的拖了将近一年，反复折腾迟迟难断，双方是家长里短各执一辞……到头来是身心疲惫两败俱伤。

        为了尽快从噩梦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工作和处理好困难重重的居家生活，我主动提出了让步，接受调解。

        在确认了母亲的房子所有权后，因先入为主，我们放弃了房子，母亲得到点补偿费。忿然不平的母亲由此落下了心病。

        生平中这唯一的官司让我领教了其中的沉重与无奈。

        结案不久，老宅就被夷为平地，是一位乡干部在这位置和“风水”极好的院子里盖上了小楼，并把小堂弟从乡卫生所调到矿区医院，还分到有暖气的房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几代人遮风挡雨御寒的老宅，最终又舍身献命地成全了后人。

         一年后，我们在市区租到一处小屋，一家人从此搬进市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