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8日是诗人、文学家、教育家李广田校长100周年诞辰，抚今追昔，不由回忆起我和他的一些往事——有钦佩、有怀念，有伤感。



       1952年，高教部派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李广田教授，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当时校长由周保中将军兼任（直至1957年周保中不再兼任校长，李广田始由副校长晋升为校长），实际的校长工作由李广田副校长主持。那年我正读云南大学医学院三年级，除了聆听到他到任后给全校教职工的报告外，他还专门为医学院师生讲过一次话。讲话中，他对祖国当时缺医少药的形式，作了详尽的阐述，希望教师们担负起培养医学生的重担；对学生们攻读医学专业的重大意义，予以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鼓励学生们不要辜负祖国的期望。我对他的这次讲话记忆犹新。

       1955年我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校医，就和李校长有了接触。从几次给他夫妇诊病中，渐渐熟悉起来。他们平易近人的品格，让我消除了上下级的拘束心态。尤其他们浓重的山东乡音，和我河北老家的方言如出一辙，交谈起来宛如他乡遇故知，因而除在卫生科为他们诊病外，也不时到他们家拜访，聊些家长里短，颇为投缘。

       往来之间由于没有尊卑隔阂，情谊与日俱增，李校长敢于把心中的不平向我倾诉，兹例举两则：

       其一，1959年学校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由校长降为副校长。对此他不相信是党的政策，而是当时校党委某书记错误地极左执行。他自信一贯忠实于党，工作中勤勤恳恳，只是对某书记极左的种种做法，表示过不满情绪，私下发过几句牢骚，这就成了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在反右倾斗争中，某书记对他的几句牢骚话上纲上线，而且捕风捉影地胡批乱判，结果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李校长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后，私下在家中向我述说对某书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不满。他说：例如有一次刘文典教授说脚上有鸡眼，他让刘教授脱了袜子，看看鸡眼是什么样子，斗争会上某书记批判说这是捧臭知识分子的臭脚，缺乏党的原则性。再者，李校长曾说他的住宅前后都有树，宛如置身山中，斗争会上某书记歪曲地说，李广田消极地要隐居深山老林。凡此种种荒唐的批判不一而足。

        其二，“文革”时我被变相劳改，在校内农场养猪、种菜，李校长解除隔离后，也被迫到农场养猪、种菜。劳动中休息时，我两人找个合适的地方坐着，互叙衷肠。他针对当时的武斗情况说：上面说是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武化”大革命，是人民大众的一场浩劫。谈到“革命群众”对他写的文章进行批斗，他委屈地说，我写的文章明明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们偏批判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关于电影《阿诗玛》，被定为“大毒草”，“造反派”批判他任影片的文学顾问，把阿诗玛和阿黑的兄妹关系，歪曲成恋人关系，是对兄弟民族传说的篡改和污蔑。他向我辩解说，他何尝把他们改成恋人关系，有他的长诗《阿诗玛》为证。改成恋人关系是导演刘琼的决定，他曾表示反对，但当时刘琼呈报省委宣传部，袁勃部长批示同意，他无可奈何，把账算在他的头上，是毫无道理的。

       1968年10月，“革委会”让我到龙潭农场去放羊，我就和李校长没有了谈话的机会。劳动时听说学校中实施“斗批改”时，对一切“牛鬼蛇神”，即“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反革命”、“阶级敌人”等进行批斗。当批斗别人时李校长都要陪斗，受一些积极的“革命群众”拳打脚踢，他受不了这种侮辱和折磨，遂投莲花池自尽。这个噩耗对我宛如晴天霹雷，令我悲痛不已。我期望着“文革”结束后，和李校长重叙友情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可悲呀！



   作者李云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