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姚松柳
在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之际，周海婴先生“以等待将来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时不能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要把他留下来作为后人考证之用”的目的，在2006年第11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以下简称《心结》）的长文，对自己的父亲——鲁迅先生死因的质疑，作了到目前为止最为全面、详细的论析，在76岁高龄的“今天讲出当年的实际情况”。
几十年来，在世人中，就像凡是知道鲁迅的人，几乎没有不知到鲁迅的本名叫周树人一样，凡是对鲁迅略知一二的，几乎没有不知道鲁迅是因病自然或正常死亡这一“定论”的。
但是，从周海婴先生的《心结》一文中可以看到，鲁迅的家人对鲁迅死因“定论”的质疑竟延续了70年。也就是说，鲁迅的家人对鲁迅死因“定论”的质疑，不但早在当年鲁迅去世的时候就存在了，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这一质疑。这着实令世人鲜知和震惊。由此可见，70年来，鲁迅的家人对鲁迅死因的质疑，始终未能被鲁迅因病自然或正常死亡这一“定论”（ 主流观点）所接受，至少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鲁迅因病自然或正常死亡这一“定论”（主流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其主要依据：
一是自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一直为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以下简称：须藤）对鲁迅病状和死亡原因的诊断。须藤认为，鲁迅是在他的肺病的基础上“引起所谓‘气胸’。由此病状……”导致死亡。尽管有些人承认须藤在对鲁迅治疗的过程中，有过“误诊”，但是，总的来看，须藤对鲁迅重病期间的治疗和抢救是尽心竭力的，鲁迅属于因病自然的、正常的死亡。
二是1984年2月由上海方面组织的有9家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对鲁迅病情和死亡原因所作的诊断结论。该结论与须藤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也认为鲁迅是在肺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导致死亡的。
鲁迅的家人因为对鲁迅死因存在着质疑，所以，几十年来，对“定论”（主流观点）始终持保留、异议的态度。而这种保留、异议的态度，随着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对“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的病和死以及须腾医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越来越强烈的疑问，并“出于做儿子的……一种责任”，终于以“久久不能释怀”的《心结》一文，对鲁迅死因的钩沉和质疑，作了到目前为止最具权威性和最具说服力的论析。
愚以为，周海婴先生的《心结》一文，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第一次由鲁迅之子在学术界提出和析释鲁迅的死因
尽管鲁迅的亲属和学术界都有人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过质疑。例如，许广平、周建人是最早对鲁迅死因提出质疑的人。特别是周建人，早在鲁迅重病期间，就第一个对为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的诊疗提出过质疑。周海婴本人也在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父亲的死”，其中讲了自己的母亲和叔叔对鲁迅死因存在的种种疑问，以及为此曾向有关方面的反映和在报纸上的公开表达。但是，将鲁迅的死因作为一个专题，以自己亲历、亲闻的大量历史事实为依据，用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撰文，再次提出鲁迅死因的问题，并对鲁迅死因的质疑作进一步阐释，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心结》一文，不但首次比较完整地达了周海婴先生对父亲鲁迅死因的看法，而且也是对几十年来家人始终存在的有关鲁迅死因疑问所做的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得梳理。既吐出了积压在自己心头多年的疑问块垒，也表达了带着疑问故去的亲人在天之魂未了的遗愿。
二、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亲历、亲闻的重要史实
周海婴先生在《心结》一文中披露了许多以前从未公开过的，有关鲁迅死因的史实。这些史实都是周海婴先生亲历、亲闻的第一手资料，非常重要。例如，70年前，鲁迅在弥留之际的一个惊人细节和1969年冬天，在周建人家里记录的周建人讲的自己对鲁迅死因质疑的话。这里特将《心结》中的有关原文抄录如下。
（1）鲁迅在弥留之际的一个惊人细节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情，（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鲁迅临终须藤医生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的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21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并和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
在“抢救”濒危病人时候，日本医疗和习惯方面，有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时没有叫家属出去的，尤其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的将最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还生。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女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从周海婴先生讲的以上情况可以看到：
第一，鲁迅咽气之前没有任何亲属在身边。在鲁迅身边只有须藤一个人。
第二，藤在鲁迅弥留之际没有采取必要的，甚至常规的抢救措施；也没有履行常规的“死亡证明”手续。
上述两点，第一点是最重要的。至于那位日本看护妇是谁请来的？鲁迅临终时的那“若干分钟”她究竟是否在场？甚至我们还可以由此再进一步联想到这位看护妇叫什么名字，如今是否还健在？能否找到她？等等。这些都暂且不说。假如须藤要对鲁迅做什么手脚，有了第一点这个条件就足够了。由此使鲁迅之死更加疑窦重重，扑朔迷离。
（2）记录的周建人关于对鲁迅死因质疑的话
“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
邓医生（Dr.Dunn）（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为鲁迅介绍的美国肺病专家——笔者注）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的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修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的十分有把握。
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
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只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至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
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复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
联系到鲁迅到重病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迁到租界去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亲自过目，只须我寻妥就可以，里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迁居租界，连房子都不经自己选择决定，只要我看妥认为合适就可以了，这里不知道鲁迅有什么预感，理由他始终没有向我讲。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况很快恶化，终于没有搬到租界。”
三、确凿的质疑推断出无可辩驳的潜在结论
周海婴先生在《心结》一文中，用自己的亲见、亲历并结合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客观求实的态度和严谨叙述，对须藤在鲁迅从重病到去世过程中连续5个人命关天阶段的“救治”表现，即：在鲁迅重病期间，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6月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不能确诊的情况下，竟然进行不合逻辑的反常“对症”治疗；在鲁迅病危时“玩忽人命”的态度和处置；在鲁迅弥留之际的攸关时刻，将鲁迅床边唯一的鲁迅的亲人许广平支出房外的异常之举，然后，“再长也不超过若干分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的可疑情况；在鲁迅咽了气时，“没有按医疗程序签署死亡证明，更没有第二位医生的证明、签署”的做法；在鲁迅去世后补做病历、“母亲和亲友曾纷纷指出他倒填日期，含有弄虚作假成分”，并且联系须藤既“是一个有30多年行医经验，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同时又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背景，特别是他“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61页及以上引文）等政治因素，和2006年4月，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对上海鲁迅博物馆藏鲁迅X光胸片再次审读后，并没有得出如须藤等断定鲁迅死因为“气胸”的结论，等一系列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否定的史实，对压在心头多年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个疑问，作了到目前为止最具权威性和最具说服力的论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步步逼近破疑的姿态，推出不可辩驳的潜在逻辑结论：即鲁迅并非是因病自然或正常的死亡，而是因病被人以某种原因致死。果真如此，鲁迅死因“定论”的大厦就要顷塌，而鲁迅真正死于何种原因的冰山，迟早要浮出水面。
四、无论潜在逻辑结论如何，《心结》一文都足以使鲁迅死因成为一个“疑案”，让这个“疑案”成为定论
说实在的，任何人看了周海婴先生披露的上述史实，以及根据这些史实对鲁迅死因质疑的论析都会感到，鲁迅的去世的确疑窦丛生、疑团重重、疑云密布。而且，70年来，对鲁迅死因一直表示怀疑的不是别人，而是鲁迅的亲人，即许广平、周建人和周海婴等。仅仅从鲁迅弥留之际的那个惊人细节就可以看到，许广平对须藤的怀疑。这种怀疑就是怀疑鲁迅之死有问题。而这种怀疑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的真实的感受。换句话说，就是在特定环境下须藤的反常表现给许广平留下了强烈而鲜明的印象。联系许广平对须藤在为鲁迅治疗时用注射药物的怀疑（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63页）等等，所以，许广平的怀疑是有道理，有根据的。
周建人更是早在须藤为鲁迅治病期间就对须藤产生怀疑。周建人与鲁迅必竟是亲兄弟，他十分了解鲁迅的身体，也亲眼目睹了须藤的治疗并不见效，尤其是1936年春，经宋庆龄、史沫特莱介绍的美国肺病专家邓肯医生为鲁迅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后，对须藤的怀疑就更强烈了。特别是周建人把鲁迅拒绝须藤代表日本方面的邀请，与鲁迅为了想急于搬家而表现出的反常做法联系起来考虑的疑问，压在周建人的心头，几十年挥之不去，的确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1949年上海解放后，许广平、周建人立即向党中央反映了积在他们心头的对鲁迅死因的怀疑，想请党中央能够帮助澄清疑问。
1949年10月19日，周建人就鲁迅死因对日本须藤医生的质疑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1984年纪维周的《鲁迅之死谜释》一文在学术界首次提出鲁迅死因的问题，震动国内外“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
正因如此，周海婴先生在《心结》一文中指出：“在父亲的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
鲁迅是一位兄长，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作为鲁迅的亲人们亲眼看到鲁迅之死有问题，要弄清死因，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他们的权利！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然而，鲁迅更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名人，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此，搞清鲁迅死因，无论对于鲁迅学术研究、鲁迅文化，还是与之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鲁迅死因是个疑案，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就应当本着对鲁迅家人，尤其是带着疑问故去的鲁迅亲人负责的态度，本着对鲁迅和鲁迅文化，尤其是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探寻和打开鲁迅死因疑案的地宫大门，揭开疑案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