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和画家吴冠中同是我国两名当代著名的文化名人，但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前者没有当成画家，后者没有当成作家。

       1997年，汪曾祺去世以后，他的儿女为他内部出版了一本《汪曾祺书
画集》。有100多幅书画作品。



        他的《文与画》一书也是这样一本合集。大量优美飘逸的字画，不少
谈书论画的著作。在该书里，他的书画作品和一篇篇清淡隽永的随笔相映
成趣。书中百事杂陈，回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家学渊源和人生经历，
点评张大千、毕加索和潘天寿的倔头脾气，篇篇都是逸趣盎然、信手拈来
之作。书中所配的大量图片，都是亲手所作的书法和国画精品，清新优雅，
赏心悦目，图文互动，平添秋色，闲暇之余，静心品味，乐趣无穷。



        读此书，人们常常会想，他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文人，率真，本色，
这样的才情和雅致，当代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人。他是一个达观主义者，
乐生，洒脱。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兴之所致，亲自下厨，做两
个小炒，美滋滋地喝上几盅，然后铺上宣纸，随意画两笔。他是性情
中人，和父亲、和儿子、女儿、孙女、外孙女的关系都很融洽，不像
传统伦理中的严肃，倒像朋友，还写了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
他作画，萝卜白菜，俱收笔端。他画画是自娱自乐，并照搬了陶弘景
的诗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虽是自谦，但他的花鸟画作，
的确如岭上白云，飘逸，高洁，空灵。

        其实，       《文与画》中的很多篇章，写他的文章也不是第一篇。
199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窗外白雪纷飞，窗内炉火正红，有位崇拜他
的作家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是从他执教的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蒲桥集》。
那晚，他一口气读完，写了一篇文章。但那时，是狼吞虎咽汪曾祺的
“美食”，今日，细细读之，方得汪氏妙笔神韵。这滋味当如他所说
的“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这情景，如同他 73岁生日时所写的联语：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汪曾祺自己说：他是很愿意画的，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
在初二的时候，就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是他的
画第一次上裱；下放劳动时，因其擅画，曾被分配了去画《中国马铃薯
图谱》的活——只可惜此图谱已佚失，要不也得在植物史上留下一笔。
他还擅书，当年京剧院演出，好多字幕都是他用小楷写出，曾受到前去
看戏的陈伯达的称赞。后来因种种原因，搁下画笔，直到70年代末，才
又“重操旧业”。先是给好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被很爱惜地镶在镜框
里挂在墙上，被人看到了，都来要，遂一发而不可收，“画名”再度远
扬。他自己在出国时还画过很多小幅画作，送给国外友人呢。

　　汪曾祺的画，属于典型的文人画。他画花鸟，花均是平常看得很熟
的草花，鸟则被其女儿戏称为“长嘴大眼鸟”。然而一花一草，一枝一
鸟，多少都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说：所画都是“芳春”，表达对生
活的喜悦。他很欣赏宋人的诗：“四时佳兴与人同”。于是兴之所至，
信手拈来，便有了这一幅幅的画作。比如他给一幅叶茂花盛的画题名为
“雨足”，有一幅画的是七八只憨态可掬的小鸡围成一圈，他为其题名
“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少年不识愁滋味”、“春城无处不飞花”、
“吴带当风”、“孤雁头上戴霜来”等等，这些题名结合画作来看，真
是飘飘洒洒，生意满眼，意味深长，看似随意，实则都有含蕴，有意境。

        他的画作历来深受人们欢迎。1996年秋，有一闽籍作家在北京虎坊
桥他的新居，亲眼见到了他画的好几幅花卉国画，装裱好了挂在客厅。
其中，有一幅是金黄色的菊花。

        这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细说起来，这与汪家渊源的丹青传
统不无关系。汪先生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谈到：‘每逢春秋佳日，天
气晴和，他(指汪父)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
着宣纸  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
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
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
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
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注：汪父的名字就叫‘汪
菊生’)。    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来是很有功夫的
……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汪夫人施松卿奶奶是福州人，虽在紫禁城里居住了数十年，依旧能
说一口流畅纯熟的福州话。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汪先生自然也会说上几
句简单的闽都土语。因此，当自幼在榕树下长大的我用当地方言问候汪先
生时，他慈祥和蔼的脸上立即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平易亲切地与我交
谈了起来……身为驰名文坛的文学大师，上门来向他请教的人自然是不会
少的。我们谈了一阵后，又涌进来一批客人，见我们正谈笑风生，他们就
站在客厅里等着同时对墙上的国画欣赏品评一番。我担心太累着汪先生，
就提出告辞，他意犹未尽地再三挽留我“再坐一坐嘛。”见我执意要走，
汪先生便站起身来，从书橱顶上取下他画好的几幅国画，温和地说：‘我
送你一张画吧。’最上面的是一幅江南春雨桃花图，汪先生看了看，指着
某处不满意地说：‘这里有一处败笔。’第二张是飞雪迎春梅花图，我感
觉相当精美了，可汪先生指着宣纸上的一个洞说、：“可惜破相了。”他
一幅幅仔细地挑选着，终于选中了一幅水墨淋漓的碧波荡漾红荷图，方含
笑点头说：‘这幅还可以，就送给你吧。’他又拿起笔，在画处空白处题
了几行字：‘王冕画梅，懦林外史却写他画荷花，不知吴敬梓有何道理?
海鹰同志饰壁，丙子初秋汪曾祺。’写完之后，汪先生取出印章，盖了一
枚鲜红的‘汪曾祺印’。”

        在这幅《碧波荡漾红荷图》的国画上，既有含苞欲放的蓓蕾，又有嫣
然盛开的莲花，配上墨色浓淡相宜的荷叶，画里有风，更显得摇曳多姿，
清澈的湖水仿佛在田田莲叶底下流淌着，荡漾着，愈发将这幅墨宝衬托得
水灵鲜活起来。

       碧绿沁爽的夏天里，高邮湖上又该望见那一幅幅‘香远益清’、‘莲
花过人头’的美丽画卷了吧……”

       南方《温州晚报》副刊主编程绍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汪曾祺
在温州留下许多字画。他要露一手，他认为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自己的
书画比散文好，自己的烹饪比书画好。在温州不能烹饪，可他写字也不会
输给书法家!当然，他觉得邀请方是真正出于尊敬，接待是真正的热情，他
不能白吃白玩。一位政府领导人在车上刚说第一句话：‘你们都是圣人!’
只见汪曾祺立即大声接嘴：‘一班蝗虫!’他不像某位书法家，写了三幅字，
马上收拾自己的笔和印章，六亲不认地走了，好像两讫了。汪曾祺几乎是
有求必应。可是索求的人真是多啊，有的是真正了解汪曾祺的，有的是转
折听说的，有的是别人要他也要的，有的是先拿来再说，反正并不烫手。

        温州书法家一沙索字，汪曾祺写下‘恒河沙一粒’云云；有个当官的
向他索字，他把南朝时在吾乡隐居过的陶弘景的名句给了去：‘山中何所
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是经过思索的。可是哪有
那么多人懂呢?一天在小岛灵昆，汪曾祺画了一只像是灵昆地图的螺，边上
题字：‘东海灵螺’。岛上几个干部齐声叫道：‘先生错了，先生错了，
应该是‘东海灵昆’。’先生难过起来，脸一沉，指着墙上的地图，说：
‘灵昆不像螺吗!’几个干部眨了眨眼。

         汪曾祺的耳边是一片‘汪老，汪老’声。汪老先是写字，写字要想词，
够麻烦的，后来便画画。石头和竹，居多是菊花、兰草。一天夜10时，来了
一个酒气熏天的人，穿税务制服，扳着脸说：‘给我张吧!’汪曾祺瞥了他一
眼，说：‘我不认识你。’来人说：‘我刚才不是给你拉纸了吗!’汪曾祺看
看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夫人。夫人觉得尴尬，笑中显出无奈。汪曾祺最后还
是给他画了一张兰花，此人拉过就走，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便叫二位快快回
去休息。汪曾祺对我说：‘我给你画一张。’我说：‘不用不用。’他坚持
说：‘画一张。’我说：‘我到北京你家的时候，再给我画一张吧。’他认
真地说：‘你不要到我家，我不欢迎。’没有法子。他给我画了一幅菊画，
题字道：‘为绍国画’。

        这时一位友善的主任过来，手拿一张单子，他受托要汪曾祺给一串头头
脑脑写字画画。原先头头脑脑已约法三章，不得个人索字，现在情况又发生
变化。汪曾祺说：‘拿到我的卧室里去吧。’第二天，听夫人说，主任坐在
汪曾祺卧室睡着了，倒是汪曾祺站着一直画到了子夜!

        汪曾祺对于人家要他题词总是有求必应的，但是也有拒绝的时候。比如
你自作主张叫他按你的‘词’写，你的‘词’不合他的脾性，他不会给写，
即使是经典诗词他也不会给写。一次在温州有个部门头头叫汪曾祺给他写4个
字：‘清正廉洁’，他虎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清正
廉洁!’没有给写。”

        北京一位青年绘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崔自默，在汪曾祺临终前不久，
与他有过两次难忘的字画交往，留下的这两副字画，成为了他字画上的绝笔：





    “第一次谋面，是在他家。先生坐在书房的椅子上，面色红里透黑，的确
像过度饮酒而伤肝的气色，身子略弯，脖子向前探着，眼睛格外明亮，手里
拿着烟卷慢悠悠地吸，说话带笑，不慌不忙。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旁
边摆着一张折叠床，墙角的一个大瓷缸里插满了他的书画卷轴，桌子上满是
书、报、信件和各色国画颜料、印章，从盛墨汁的盘子里传来缕缕墨香。先
生出示他画的梅花、荷花等作品，说心里话，他不是专业画家，但用笔却也
讲究，设色则淡雅不俗，拥有很多画家不具备的灵性、趣味和素养。以前只
知先生的文章好，算是我的寡闻了。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呻吟声，先生
说夫人卧病，看得出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低落起来。

        第二次到先生家，是去送我为他刻的一枚印章，词曰‘莲花唱罢又一春’，
先生命题，那是他自寿诗中的一句。他看了说好，我说猜您就喜欢工细的一
路，所以刻了圆朱文，并告诉他，我读了他在《文汇报》上发的《精品意识》
一文，其中评画谈艺，颇多中的之论。先生呵呵一乐，说那是骂人的，随手
递过烟来，我说有气管炎，但他的手坚持着不往回撤，于是我跟着抽起来。
先生讲他刚去南方一行的事情，脸上露出逍遥游的神情。我拿出一张秦砖拓
片给他看，上面是龙纹，并介绍我在秦咸阳宫遗址获得此砖的经过。先生兴
趣十足，眯着眼端详，说那龙的造型犹存楚地风格。我点头称是，    

        并私下佩服他的博才多识，脑子里闪了一下乃师沈从文的影子。我请他
在拓片上题句，他欣然提笔落墨：“秦砖楚韵，稀世之珍。”我很高兴，说
下次再来时送他一块汉瓦。先生听了也很高兴，说回头再给他刻个闲章。先
生拿出几张画给我看，说是新作。我对其中的一幅荷花连连叹赏，他便看出
我有索求之意，当即落款：“持赠自默。”我连连称谢，握手话别。我知道
先生是美食家，于是想找机会请他喝酒，就半盅，不在他离去数小时后，汪
曾祺便住进了医院，5日后离开了人世。 他母亲家距汪家不远，“每当我去
看望母亲，走过那条喧闹的小街，总会想起先生。”

        他开始正经写字画画是80年代初，可能因为心境比较开朗。他先送给好
友朱德熙几张，几个老朋友、老同学也向他要。当时家里只有一大一小两间
屋子，5个人挤在一起， 小女儿还要上夜班。有时他想写篇文章都找不到桌
子，实在不具备条件。那时画的画只有墨色一种。1983年，家搬到蒲黄榆，
他开始有了一间独立属于自己的屋子，因而画兴大作。索画要字的人也渐渐
多起来。他买了些颜料纸张，朋友们送了几方图章，很像一回事了。

        他很怪，不怎么舍得送书给人，他的书多由我的姑妈施松卿送出去。我
手头几本他的集子也都是松姑给的，不过他在扉页上题了名。可他送人字画
却非常大方，真是来者不拒。有时还主动问人家 ：“你有没有我的画?”画
得好的、比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估计送掉的是家里剩下的好几倍!他去世后，
家人整理他的字画，竟然没有一张比较像样的字。而朋友家里悬挂的字幅，
却笔墨酣畅，气势饱满，让家人很羡慕。 有些相熟的年轻人常常径自在他的
画堆里翻找，看到合意的就向他要， 他一概答应。孙女说他：“你的画将来
值不了钱，到处乱送!”

        他对自己的绘画才能很自信，认为起码不低于他的写作水平。可惜没有
受过系统的正规训练，只是十八九岁前在家里受他父亲作画的影响，因此总
有一些遗憾。他的书房兼卧室实在太小，桌面也不清理，老是堆满了东西。
他每次画了得意的画，总是双手高高举着拎过来，铺在地上让大家看。家人
没事时还认真看看，品评一番，有事就马马乎乎地对付他。兴致好的时候，
他一天里画很多张，铺在沙发上、床上、地上到处都是。就像马路上小贩摆
地摊一样，家人走路都要迈过来，跳过来，不耐烦了，要替他收拾收拾卷起
来，他忙不迭地说：“哎，哎，别别，还没干呢!”



        他画画，画完了，尽兴了，自己欣赏一会儿，不管了。那些画一卷卷的
塞得哪都是。隔一段时间，就草草包一下，扔到书柜上面。他去世后，家人
整理他的画稿，发现还有一些不错的画留下来。可惜由于保管不善，都发黄
了。实在对它不起!其中有的画是专为朋友画的， 题了字，盖了章，也跟别
的画卷在一起。这不禁使人想起他在《自报家门》中写到他的父亲：“他的
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
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X X’。 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
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们父子的潇洒不羁实在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