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何许人也?为什么他如此使我牵肠挂肚。
施行与李清泉
2006年初秋,借着我和老伴佩庆到天津参加原第31军青干大队老战友
聚会的机会，顺道到北京，从作协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金坚范处打听到
了文学老编辑李清泉的下落,真是喜出望外。为什么我如此迫切想要找到李
清泉呢？因为，李清泉是发现汪曾祺小说《受戒》的伯乐。没有他的胆量，
很难有小说《受戒》的发表，也就很难有汪曾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文坛
地位。
实际上汪曾祺并非写作上的新手。但人们并不太了解他，他自己对此
也不以为然。同样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造就了他成为一个大作家。他曾经
说过：“我赶上了好时候。”他自己总认为自己是写小品的，成不了什么
大气候。
1980年，那是我国刚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年代，一切都在发生着
剧烈的变化。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刊物也在蕴酿着重大的变革。《北京文
学》 是当时北京文联领导下的重要文艺刊物，也在想一炮打响，编辑部的
同志们上下一心，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认真筹备出版第10期的小说专号。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就在全部稿件快要下厂付排的前夕，该刊主编李清泉
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震惊、 甚至也引起海外密切关注的重大举
措， 果断地决定，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掉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
气力、 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挖掘出来的，又苦苦思索了几个夜晚才下
定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2006年7月6日北京的《新京报》发表了《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的一
段回忆文字。他说：“我是1976年9月份到的《北京文艺》，那时北京市文
联还没有恢复，《北京文艺》当时还是北京市文化局下面的一个杂志。我刚
到这里，就赶上毛主席逝世了。文化局的楼里设了一个毛主席的灵堂，有一
个很大的花圈，文化局的干部轮流值班。我到这里以后，老编辑带着我到处
约人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那时不像现在有一个稳定的作者队伍，主要是工
农兵作者。由于作者队伍不很成熟，很多都是业余作者，所以编辑参与的工
作量比较大。第10期的杂志全部都是怀念毛主席的散文和诗歌，第11期的时
候，由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所以主要以声讨‘四人帮’'的内容为主。
在1977年上半年，这样的内容占了大多数。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文艺》才开始刊登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小
说。1978年10月，李清泉担任《北京文艺》主要负责人以后，提出编发稿件
要注重‘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
办法重点培养。所谓‘集束手榴弹’，就是对于某些作者使大力推出，连续或
多次刊发其作品。例如，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刊发于1980年第10期后，1981
年2、4、10期，又分别推出了他的作品。记得当时着力推出的作者有张洁、陈
建功、 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在李清泉担任负责人的两年
时间里，《北京文艺》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杂志的声誉有了很大提高，
杂志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甲级队。许多传颂一时的小说如汪曾祺的《受
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都是这个阶
段刊发的。”
他接着说：“1980年第10期，《北京文艺》改为《北京文学》。为什么会
改名呢？因为《北京文艺》以前基本是一个综合的文艺刊物，而新时期以来，
小说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我们当时改名也是顺应时代的变
化和要求。改刊这一期是一个小说专号。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同期
的作者还有李国文、母国政、从维熙、张洁、张弦、陈祖芬、郑万隆等。”
当年7月份，正巧北京市文化局召开文艺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主要议题
是交流各单位政治思想工作情况。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3年多，但是，人
们的思想依然十分禁锢。 小说《受戒》得以发表纯属偶然的机会。北京京剧
团创作室的编剧梁清濂首先读了《受戒》初稿后， 惊讶地发现说，小说还能
这么写？她就转给杨毓珉看： “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
上介绍《受戒》的内容， 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的注意，就沿
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李清泉，江西萍乡人。中共党员。1940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干部，鲁迅艺术大学研
究室创作员，总政部队艺术学校教师，延安大学教师，哈尔滨第三中学、第七
中学及师范学校校长，冶金部工业设计院专科学校校长，《人民文学》编辑部
主任，《北京文学》主编，《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文学讲习所所长。北京
市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李清泉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78 年以后，有了一种历史的转折。比如
说，我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搞文学的，后来一进城以后，这工作多了，由不得你，
指挥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搞了很多年的教育。可是搞教育不甘心啊，我内
行是文学，不甘心，所以抽个机会就溜回来，回到文学界，还不是组织上派回
来了的。溜回来什么情况？没多久就打成‘右派’了，我 1954 年冬天溜回文
学界， 1957 打成‘右派’了，就下放了， 1957 年下放以后，到 1978 年，
21 年，没有工作，没有干的，而且整个社会 20 年尽搞运动。到 1978 年听说
有这个消息，‘右派’问题要平反。我就跑回北京来， 家还在北京，我一个人
在外面， 跑回北京来了解情况，找中央组织部，要平反啊。一说我是作协的右
派， 哎，那不行，作协都没有了，你等着吧。要我等着。也只好等着了。不仅
北京文联恢复了， 挂了牌子了，我就去找人去，就去找熟人。我说这么多年没
有工作了， 我想干点活啊，行，答应我考虑考虑啊。等了两天，给我回信，来
吧， 就在《北京文艺》了。交给你负责了。我这还没平反完呢，这就交给我工
作了， 就这样。你看我戴了20多年的帽子，再做这工作应该是胆子很小了，怕
出事啊， 再戴上怎么办啊？我这人个人不大计较。所以，我觉得可以发应该发
的，毫无顾虑， 也不向谁请示，也不要谁批，我自己就发就这样。就是这么一
种情况。
《北京文学》等刊物什么的都由那时的文联管，领导是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
一次开会汇报情况，有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他也在那里汇报，他就说到了
汪曾祺，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受戒》，轮着在几个周围要好的朋友中间传，大
家都说挺好挺好，不错，看着挺有味道。不过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
能让它流入社会。我一听我就找他，我就说，传给我看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
这可不行，不往外传，我又没说发表，他们还是说不行。后来我就直接给汪曾祺
写个条儿，就说听说你写了个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还是送来了，接到
我的条儿当天就送来了。他知道我当时的意思了，他也说了一句将军的话：你要
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我的一看，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胆量问题，当然无论
是题材什么，解放以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我就
发了，发他这个东西我还真没有什么犹豫，我觉得它不伤及什么政治问题，当然
要按过去极左的那一套，那什么帽子都可以带，当时我觉得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
没涉及。”
在这次会上，北京京剧团的杨毓珉无意中谈到了小说《受戒》。他说，“我
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
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
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
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却被有心人李清泉记在心里。会一散他
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汪曾祺和《北
京文学》素有交往，才将《塞下人物记》交给这家刊物发表，因此没有理由不将
稿子给李清泉过目。这次与李清泉见面,他对我说,当时他党籍恢复刚刚 8天,如果
他没有恢复党籍的话,他还参加不了这次会议。
小说《受戒》发表后，李清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此事，认为把发表文
学作品和胆量联系起来，似乎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
再发生。不过在当时，能发表小说《受戒》确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胆量。弄不好，
大批判虽不至于，小批判也在所难免。
李清泉思想十分解放，很前卫，同时又有很高的文学鉴别能力，在他的领导
下，《北京文学》办得很有生气，刊登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
这次来北京，我问李清泉，您干嘛要在那时候发表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他显得十分轻松地回答说：“我没有想得那么多，读了《受戒》之后，觉到文字
很清新，与当时的其他文章不一样，便爱不释手。没有向谁请示，就发表了。这
次参加会议，我刚刚恢复党籍8天，否则我还没有资格出席会议呐！”据我所知，
当时正值毛泽东逝世不久，所以大部分是一些悼念性文章。而小说《受戒》则完
全是另外一种风味。读之，令人精神大爽！
由此可见，小说《受戒》的发表似乎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实偶然性是寓于
必然性之中。李清泉和汪曾祺并不熟悉，只是相互知道对方名字而已，但是他毫
无顾忌地亲笔签发了小说《受戒》，因此汪曾祺对他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激和敬重。
李清泉今年已经88岁了，一只眼睛视力已不行，但是耳朵还很灵，一听说我
要来拜访， 他非常高兴。说来也巧，他居然就住在汪曾祺住过的虎坊桥福州馆前
街。我们把我拍摄带去的16寸大照片给他看，他用放大镜看得津津有味。
一位老革命，一位历经了无数坎坷的文学老编辑，在他一生中经历了许多事
件，发表汪曾祺小说《受戒》，也可说是他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临走时，他对我说，你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我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认识
你们的老院长王季愚同志。
写于2006年10月23日上海海虹苑常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