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
“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再次兴起之日，正是一代儒将张爱萍复出之时。
这是197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北京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原副总参谋长站在铺好宣纸的桌前，正在写毛笔字。不久前，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曾先后几次找他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要他重新出来工作，并恢复他文化大革命前的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时，国防科技战线的混乱局面亟待整顿，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开展，关于通信卫星的问题周恩来有了专门的批示，眼患白内障的毛泽东也躺在病床上画了最后一个圈。因此中央要他在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把“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搞上去，为中国在太空争得一席之地。最后，叶剑英还激励他说，整顿治理国防科委系统，非你莫属！你是好样的，应该站出来，即便拄着拐杖，也要往前迈步！
从参加革命那天起，领受任务时从来就不犹豫的张爱萍，不知什么原因，这次竟多少有些犹豫。要他继续出任副总参谋长，这倒没有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可要他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他就不得不有所考虑了。
本来，当年他跨入国防科技的大门时，就很偶然。1956年4月的一天，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突然把一张会议通知交给他，要他第二天就作为军方代表去参加全国科学技术的规划会议。他接过通知一看，便说自己文化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彭德怀说，你是初中生，在军队将领中，文化就算高的了，一定要去！此后，他的思路开始从军事设备和战略战术领域，转入国防尖端科学技术。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1962年底，周恩来要他尽快组织人员制定出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行动方案和时间表。1964年4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上，他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10月9日，在他的组织下，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时间定在了10月15日至20日。10月11日，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10月15日12时，他又用秘密电话的方式报告周恩来：经基地党委常委研究，原子弹爆炸试验时间定为16日15时。半小时后，周恩来批准了这一报告。
10月16日下午，他站在离原子弹爆心60公里处的白云岗指挥所，焦急地等待着那惊心动魄的时刻的到来。他的脚下，是一部直通周恩来总理的红色电话。当原子弹爆炸的时刻即将来临时，为了防止原子弹爆炸时冲击波对人体的辐射，观看的人们全都背对爆心卧倒，堑壕的人也全都蹲了下去，惟独他依然面对爆心直直地站着。一位参谋急了，要他赶紧蹲下，他却伸手将那位参谋的头按住，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的眼睛已经花了，即便受点辐射，也没什么关系。”说罢，依然直直地站着那里，朝着铁塔的方向，目不转睛，直到那“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火球从辽阔的地平线上隆隆升起！在众人一片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万分激动地拿起了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用电话，用从未有过的颤抖的声音报告说：“总理，原……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之后，他又担任了第一次空投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并使这次震惊世界的试验再次获得成功！然而，正当他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
张爱萍就是张爱萍，“惧怕”二字从来与他无缘
一天深夜，已经12时多了，有人突然通知他第二天10时务必要赶去天安门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可让他大为恼火，原因是铁道兵和工程兵第二天将在位于山东济南的黄河上举行架桥演习，而他，是这次演习的总指挥！这个演习计划此前已经安排妥当，铁道兵和工程兵的人马均已到齐，如果他临阵不去，这场演习便将化为泡影，且损失惨重！怎么办？
最后，他毅然决定：准时赶往济南。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按计划直接飞向济南，参加了铁道兵在黄河上的架桥演习。结果，当他第二天从济南返回北京总参谋部大院时，迎接他的竟是铺天盖地的几万张大字报（仅仅一夜之间便能刷出几万张大字报——有人统计是5万张，这在人类的文字书写史上，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他被震惊了！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了见识，见了世面，因为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还从未看到过如此波澜壮阔、声势浩荡、怵目惊心、咄咄逼人的“书法大展”！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挺身走进大字报的层层包围之中。他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读，从早上到晚上，看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他照样上班，照样工作，照样讲话，照样指示，照样吃饭，照样喝茶，照样训人。很快，他的处境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妙了。善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出于对他的保护，有意派给他一个差事，叫他以总理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地去了解调查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精简机构的情况，暂时离开总参谋部。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爱萍一到国防科技第一线后，依然我行我素，所到之处，不是整顿作风，就是严肃纪律；不是支持“生产”，就是鼓励大干，到处点名批评，表态发言，俨然一副不“抓革命”，只“促生产”的劲头。没过多久，他便累倒住进了医院。就在他住院期间，“有心人”将他这一时期的言行专门汇集成册，并报告了有关“首长”。于是，一天深夜，一伙“革命群众”突然闯进他的病房，将他连哄带骗，又推又拉地押了出去，关进了一个不仅亲属不知道，连周恩来也不清楚的秘密牢房。
这一关，就是整整5年！5年间，他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甚至，他连最亲近的妻子儿女也从未得到过任何信息。直至1972年4月8日，他才终于第一次在囚洞里见到了被强行隔绝了5年的妻子和儿女。那天，他当着妻子儿女的面，第一次落下了眼泪。此后，他好不容易获得“监外就医”。但在他的病房门口，仍有两道全副武装的“岗哨”。直到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他才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上。
不久，邓小平找他谈话，希望他出来工作。他的回答只有4个字:考虑考虑。接着，叶剑英找他谈话，也希望他出来工作，并明确要他重返国防科技战线，出任国防科委主任。他的回答还是4个字：考虑考虑。是的，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他离开国防科委已经8年了，国防科委的现实他已有所耳闻：人心涣散，工作混乱，一片乱七八糟。他若是去接如此一个烂摊子，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然而，张爱萍就是张爱萍，“惧怕”二字从来与他无缘！所以，当叶剑英第二次找他谈话时，他同意了。
妻子李又兰将一杯热茶递到面前，他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然后抓起电话，只对司机说了一句：加足汽油，明早出发！
几个从飞机上下来的神秘人物，突然截住了正在指挥工作的张爱萍，然后将他强行带上了飞机
第二天一早，张爱萍戎装整洁，精神焕发，匆匆出了家门。让司机感到奇怪的是，首长今天没叫他把车开往国防科委大楼，而是让他将车直接开到了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的门口。车刚一停稳，张爱萍便下了车。然而，拄着手杖的他刚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两幅巨大的标语便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张爱萍！我们这里不关你的事！张爱萍！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张爱萍一看，嘴角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他几步走上前去，抬起手杖，对准标语猛地一戳，气势汹汹的标语“哗啦”一声便耷拉在了地上。
1975年3月27日，张爱萍在七机部厂、所、部、站以上的干部会上，针对七机部的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不要怕。怕什么？无非丢掉乌纱帽。那有什么，自己到盛锡福商店花钱买一顶就是了！”与此同时，他对国防科委机关也进行了严厉的整顿，并和科学家们一起制定出了国防科委今后几年的技术方案。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这个方案。邓小平亲自找他谈话说：“这个计划搞得很漂亮！听说你去了七机部还有大字报，要坚持呆下去，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倒了，起来，再倒，再起来嘛！就是说的话有错也不要紧，做工作没有不错的。错了就改嘛。错了的，我和剑英负责。要大胆地去干，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
1975年11月8日这天，正当张爱萍全身心地扑在紧张的工作之中时，一架从北京起飞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了宝鸡附近的军用机场上。当日下午，几个从飞机上下来的神秘人物，突然截住了正在指挥工作的张爱萍，然后将他强行带上了飞机。飞机返回首都机场后，有关人员既不准他去办公室，也不让他回家，而让事先安排好的专车直接将他拉进了中南海。一进中南海，张爱萍便感到气味不对。有人开口说道：“张爱萍同志，你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知道吗？”“不知道。”张爱萍冷冷地答道。“不知道？你在右倾翻案风里，充当了主要角色！你要好好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认真接受群众的评判！”
荒唐的是，1975年11月29日，当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时，有关工作人员拿着捷报却找不到这次卫星发射总指挥的张爱萍。最后，几经打听，工作人员总算在批斗会场上找到了他！那天，当工作人员将返回式卫星的捷报送到他的手上时，批斗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可张爱萍一见到“卫星成功返回”的报告，一下子便忘了自己是一个正在被“革命”的对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询问各种参数，反复地核实各种数据，居然把一个革命大批判的会场变成了一个办公的现场，搞得组织会议的头头们大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颗卫星回收成功一个月后，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联张的战略部署。于是，对张爱萍的批判，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规格。王洪文也参加了批斗大会！
张爱萍拄着手杖，一戳一戳地走上主席台
这一时期，张爱萍本来就不好的心脏更加糟糕。他不得不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消息很快传到叶剑英那里。第二天，叶剑英便向301医院发出了3条指示：一、对张爱萍的病要好好治疗，精心护理；二、不允许外人进医院干扰他的治疗；三、张爱萍同志没有我的批准，不能离开医院，一定要安心养病！聂荣臻元帅也专程赶到医院，还为他带去了营养品。
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医生走了，护士们也走了，空荡而寂静的房间里只剩下守候在他身边的妻子李又兰。近一时期以来，妻子李又兰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端水、喂药、擦洗、送饭，楼上楼下，家里医院，白天忙个不停，夜晚累个没完，总是给他以耐心的劝导，亲切的安慰，不让他有半点脾气。
也许正是因为李又兰的爱情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遭到迫害时，她才又一次表现出了异常的坚贞和勇敢。1966年，张爱萍突然被抓，李又兰和3个孩子也连夜被赶出了家门。她和3个孩子无家可归，只好栖身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里。丈夫生死未卜，专案组的人就跑来找她揭发张爱萍的问题。她一听便大为恼火，对专案组的人义正辞严地说：“对张爱萍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揭发的！”有人要她与张爱萍划清界限，言下之意就是要她和张爱萍离婚。她听后轻蔑地一笑，说：“人都被你们弄走了，还有什么界限可划的？不过你们记住，不管张爱萍怎么样，我李又兰是不会和他离婚的！”
张爱萍抓走时，时值寒冬腊月，却只穿了一件单衣。为了让丈夫能顶住那太冷太冷的风雪，熬过那太冷太冷的严冬，她连续熬了3个夜晚，一针一线地赶制出了棉袄和棉被，又专门跑去买了两件棉布衬衣，然后几经周折，转送到张爱萍的手里。狱中的张爱萍接到妻子送来的棉衣、棉被时，抚衣思人，禁不住热泪涟涟，感慨万千。为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在冷酷的冬夜，张爱萍捡起一张破报纸，让自己的血伴着泪，在报纸边缘上为妻子写下这样一首诗：独出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眼里。千针万线补心底，唯有知己！抱病度难期，岁月艰巨，更兼苦苦育儿女。骨肉无消息，何时解谜！
为了能让张爱萍脱离牢狱，获得自由，李又兰不畏艰难，不顾一切，为张爱萍四处鸣冤叫屈，八方投递申诉，找了聂荣臻，又找叶剑英，找了叶剑英，又找周恩来，经过无数次反复努力，最后才使张爱萍免除牢狱之苦。
1976年1月18日，即周恩来刚刚去世后的第10天，躺在病床上的张爱萍正在看书，只听外面人声鼎沸，一片吵吵嚷嚷。原来，一伙“左派”分子突然冲进了301医院，要将张爱萍拉出去进行批斗。当张爱萍来到先农坛体育馆时，8000人的会场早已座无虚席。“批邓联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巨幅标语横空飘挂，赫赫有声。张爱萍拄着手杖，一戳一戳地走上主席台。他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主持会议的头头，而后从兜里掏出一份“检查”，几乎是用朗读般的声音郑重其事地念了起来：“去年三月我重新工作以后，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讲了一些话，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那么，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与别的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此后，随着“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爆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下子又被推向了高潮。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叶剑英被打倒，张爱萍失去了最后一块防身的盾牌。“左派”们一次又一次地冲进医院，要将他拉出去批斗。为了保护张爱萍，医生和护士们不得不使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非要将张爱萍带走，可以，但你们也必须将他的病历档案一同带走。要是他有什么问题，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那我们就到医院来找他算账！”“左派”们说。
于是，每次医院一到探视的时间，张爱萍的病房便成了大批判的会场。医生护士们后来终于想出了绝好办法：每到医院可以探视这天，医生护士们便一边站岗放哨，一边准备吊针、药水以及氧气瓶等医疗器件，只要“左派”们一进病房，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忙碌起来：有的忙着给张爱萍吸氧；有的忙着给张爱萍输液；有的忙着给张爱萍作心电图的检查……而身处“病危”中的张爱萍则静静地躺在床上，微闭双眼，一声不吭，一副昏昏沉睡、什么也不知道的模样……